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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青山:黄仁宇回忆录 正文 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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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安亚堡,密西根

    1952年9月我进入密西根大学部时,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历史学家,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研究明史,理出一套方法,再将历史投射到现在,并逆转推论,证实我对帝制中国时期的发现。如果我可以预见这项任务的艰辛,我一定会退避三舍。

    在1952年,我只是想到,以我在国民党军队长达十二多年的资历,我有很多经验可说,因此我选择主修新闻学。我已申请数所大学,全部都在中西部地区,也都名列前十大。密西根不只最先给我入学许可,而且因为认可我毕业自雷温乌兹要塞的参谋大学,还给我十二个后备军官训练团(ROTC)学分。我还想象,如果我更用功一点,也许可以在两年内取得硕士学位。目标果然实现。但对我来说,毕业就是失业。可以理解的是,如果不会说道地的美语,无法有一支快笔符合截稿期限的要求,要找新闻界的工作非常难。但是,当时也不会有人雇我去整理图片或编排索引。我试过出版业,但只是增加一些被拒绝的经验而已。有一份杂志没有拒绝我,还替我的一篇文章印三十五份抽印本。那篇文章登在《太平洋历史评论》(ThePacificHistoricalReview)。

    同时我对历史的兴趣也被激活了。“至于这个,”我的朋友和老师都警告我,“别无捷径。你可能要念个博士学位。”有人还说,这个最高学位是在大学教书的通行卡。十年后我才拿到我的通行卡。1964年,在密西根大学体育馆里,我们看到校长将一顶米蓝色的方巾,放在詹森总统头上,因此这位大社会(GreatSociety)的发起人,就能以名誉法学博士的身份,向毕业班致辞。现在我衣柜中也有一式一样的方巾,是我凭一己之力在同样场合获得的。詹森总统戴着方巾离开密大,搭乘直升机离去后,我也收好自己的方巾,不久后就收到一通来自伊利诺州艾德华维尔(Edwardsville)的电话。我成为南伊利诺大学助理教授,并在此遇到我未来的妻子格尔。

    不久前席得尼·胡克(SydneyHook)发表一篇文章,名为《天空中的赌场》(CasinointheSky),强调机遇和事件可以改变人的命运。我完全信服这种说法。在我一生中,我常必须在特定时点做出关键决定。回顾过去,我不确定当时是否由自己来下决定,似乎是决定等着我。

    我到安亚堡前的经历如下:

    我在东北的任务之旅没有太久。1946年6月初,我从长春回到沈阳,参加到美国留学的检定考。接着全国大考在南京举行,从一千多名考生选出约两百名军官。整整考了一星期,内容包括中英文作文、数学、科学和兵法。口试是由一组美官主考,我们进场前要先取下勋章。结果公布时,我又惊又喜,因为我和另外十五人被送到雷温乌兹要塞,但他们军阶都比我高。我们从上海启航,搭乘运输舰“尚克号”(DavidCShank),是由运输军团来负责。在船上我们就开始过美国式的生活。不过战后不久的运兵船并没有太多舒适的设备。我要睡觉时,发现上铺离鼻尖不过几英寸远而已。我们要洗澡时,美国人警告:“小心一点,虽然标明是冷水,其实是热的,标明热水其实是烫的!小心不要被烫伤。”虽然如此,但船上的可口可乐只要五美分,一条烟只要五十美分。

    到加州的奥克兰以后,我们改搭火车往东行。军方和铁路局居然安排得当,让我们搭卧车顺利抵达目的地,毫不出错,令人啧啧称奇。有一天晚上,有一群女孩来拜访我们。她们是海军雇员,预定前往巴尔的摩,车厢就在我们隔壁。有一个女孩先打开话匣子,最后和她的同伴一起被邀请与我们为伍,她还说:“我不是早告诉过你,这节车厢一定有趣!”我们彼此问了一大堆问题,一直问到午夜。第二天早上,我们打算去回礼一番,却发现隔壁车厢只是一般乘客。

    在雷温乌兹要塞,我们的校长是哲乐(LeonardTGerow)中将。第二次大战期间,他曾在欧洲带兵。在战前,他是五角大厦的重要人物。我们对他的印象是他很喜欢夸大炫耀,有一次,我们要照团体照时,他居然太过高兴,还拍着太太的臀部。哲乐太太也同样热情活泼。在一次聚会中,高级军官的太太问哲乐太太哪里去了,一位女士回答:“她在外头吃雪花。”原来那天是下雪的第一天。

    哲乐并不被视为中国的盟友,因为根据已出版的资料,在珍珠港事变前,他建议美国政府就法属中南半岛和日本妥协,以牺牲中国为前提。但在雷温乌兹要塞,他拜访我们这群人。当时中国的内战让我们又沮丧又不好意思,将军说,这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他认为,内战之所以开打,是因为大家都太爱国了,看他祖父的兄弟和堂兄弟就知道了。他们全都参与美国内战,而且有的属于南军,有的属于北军。

    我们的课程持续了九个月,行事历和一般文理大学差不多,学期从9月开始,6月结束,圣诞节放假两星期。约三百名美官就学,大多数是中校,很少有上校或少校。盟军的军官约六十名,官阶就很杂乱,从英国的旅长到海地的中尉都有,后者还是全班唯一的黑人。一名苏格兰军官穿着苏格兰裙来上课。大多数拉丁美洲军官都不说英文,有专门的西班牙传译人员为他们翻译。

    课程的大部分内容为地图演练,问题是从陆军的档案夹抽出,但经过修正,以利课堂上使用。我们逐渐熟悉的地理区域是巴黎西南部。假设我们在圣罗(StLo)突破后,分两路进攻,一是从吕曼(LeMans)到沙特(Chartres),一是从托敖(Tours)到奥良(Orleans)。另外一个经常用到的设想情况是九州的鹿儿岛一带。我们假想进攻,修补港口设备,建立进攻部队,对岛民实施军事管制等。后勤和人事管理是美军擅长的两点,前提是纸上作业可以实际运作。在雷温乌兹,我们首度得知欧战可能提前半年结束,正如一位五角大厦来的客座讲师所说的,如果“我们再聪明一点就好了”。在雷温乌兹,他们常常提起原子战争,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,核子武器未来将如何影响传统战略。我们仍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。

    在雷温乌兹上课非常气派。在体育馆一样大的古伯厅(GruberHall),近四百名军官学生坐在其中,每个人的桌子都十足大气,堪称“总裁级”。麦克风有数十个,设置在走道两旁和座位两边。一名上校担任课堂监督,办公室就设在大厅后方的小房间内。他指挥十数名男女士兵,调派他们分发教材,开启和关闭麦克风。教师在讲台上授课,麦克风别在领带上。每个人都带着至少三十英尺的延长线,方便在讲台上踱步。他们名牌上的字高达一英尺。各教官就一般主题下的专长发挥,即使授课时间只有十五分钟,也会有一名军士将他的名牌挂在墙上,名牌不短于三英尺。作为视觉辅助工具的地图和图表则贴在木板上,从讲台后方推出来,清晰易见,可以和足球场上的记分板相媲美。

    我利用圣诞假期到纽约和华府去玩。一路上总会遇到好奇的民众,他们看到中国的军官不免惊讶。有些人甚至讥讽地说:“看,中队来了!”我常被问到关于内战和的问题。有些人还问,白修德(TheodoreWhite)的《雷霆后之中国》(ThunderoutofChina)有几分真实性。有些人还问我属于国民党军队还是军队,我几乎要认定这些人简直是大白痴时,却又发现他们真的是搞不清楚。有一名妇女说:“如果你们有两种军队,我们就应该两种都一起邀请来,这样才公平。”

    1947年夏天我们回到南京时,马歇尔将军早已停止调停国共间的纷争。不过,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协助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和组织。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军官,都被分发到军校或是和训练课程相关的部门。我还获得一个僭越的头衔,成为参谋本部的资浅军官,隶属国防部。事实上,我还是个上尉,月薪约十八美元。在一年多的日子中,我将美军提供的文献译成中文,但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。对美军来说,军务、补给和人力的流动是采取“油管制”,装备和军库都十分齐全。在前线和各驻扎地区设有中间联络站,补充兵源源不绝。人事和设备的流动经常而自动化。如果国民党有能力做到,内战绝不会产生,绝对可以预先防止的行动。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国,恐怕还是疑问。我们听说,在军阀时代,军需官必须从团长太太手中拿钱,才能喂饱士兵。1947年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脱离这样的阶段,但其实没有进步太多,不时要找人、找食物。在这种情况下,所谓的油管制,其实不过是空想一场。

    不过,我们的将军对油管制仍存有幻想,因为这是外国来的现代东西。我很快就发现,这个现象不只军中独有,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通常给人先进的感觉,他们的学识即使理论上很先进,大多数情况下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。不过他们的长官仍然很看重他们,原因是可以替部门带来装饰的效果。三十五年前我就有这番个人的体验,因此最近听说同样的事又发生在中国派遣的留学生身上,不禁觉得沮丧。

    1948年年底,我从五厅(训练与组织),转到二厅(军事情报)。我的任务是对外队和海军武官简报战事,直属长官是陆中校,他现在也住在美国,将名字改成JosephDLowe。在图书馆的参考室中,可以发现他的两篇著作。1948年年底,他对我说,行政院长翁文灏是他的舅父,他关心前线的战事,却没有人提供足够的简报。透过正式管道的讯息不是早已过时,就是不正确。我们认为这简直太过分。由于他的官位使然,他已被公开宣称是“战犯”。然而,他甚至不知战事的发展,不知前线在哪里!在陆中校的安排下,我到这位清癯的行政院长家去看他,做了约一个小时的个人简报。

    1949年年初,国民党的副总统李宗仁还在做最后努力,和谈和,但人民解放军却正准备渡江南下,国民党的国防部将我们撤退到广东。显然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台湾了。四月,同为雷温乌兹毕业生的袁韦兴(音译)上校,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到东京去。他刚被任命为驻日代表团的副官长,愿意找我当他的助手。我愿不愿意去?袁上校应该知道答案的,这种问题不需要问。不久后,在1949年5月,我并没有加入成群的公务员和家属之列,在临时住所等着搭船过台湾海峡,而是搭乘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(PresidentCleveland)的头等舱,从香港开往横滨。由于是为驻日代表团工作,我具有外交官的身份,拿着红皮护照旅行。在香港,我订制了两套西装,由外交部付钱。上述遭遇听起来很不可思议,但我在东京的所见所闻才更叫我吃惊。

    在密西根大学,新闻系系主任是威斯理·莫勒(WesleyMaurer)教授。我开始注意历史,大半原因是受他影响。他介绍我看约翰·弥尔(JohnStuartMill)的《自由论》(OnLiberty)、约翰·柏瑞(JohnBury)的《思想自由史》(AHistoryofFreedomofThought)及亚瑟·加菲尔德·黑斯(ArthurGarfieldHays)的《让自由响彻云霄》(LetFreedomRing)。莫勒下巴方正,总戴着无边眼镜,背景颇为特殊。他原先接受的训练是要当美以美教派的牧师。事实上,他从神学院毕业后,也传过几次道,但最后还是临阵脱逃。从此以后,他就热心批评有组织的宗教。不过,莫勒教授既非无政府主义者,也不是无神论者。提到圣经,他说:“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部典范,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”对于路德、喀尔文和诺克斯(Knox),他小心翼翼区分他们分属自由斗士和暴君的面向。他不断提到星法院(StarChamber)、命运预定说的教义、陪审团审判等,好奇心驱使我去研究这些东西。我逐渐相信,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,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是透过世界历史,或是西方文明史,甚至不知两者有何差别。

    莫勒教授开的课“法律与新闻”,是所有新闻系学生的必修课,课堂气氛总是轻快活泼。他说,在诽谤案时,可以用没有恶意来当答辩,却不能用事实真相。他又说:“有时真相愈多,愈构成诽谤。”大众知情的权利和个人的权利之间,的确有冲突。全班印象都很深刻。在另一堂课上,他提到色情书刊。他以同样强而有力的语调强调:“有时真相愈多就愈猥亵。”坐在后面的一个女生这时放浪大笑:“哈哈哈”,直到我们全转过头去看她,脸上带着会意的笑。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同学,我们叫他拉米。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独特的相处之道。教授以惯有的精力朗读“路德、喀尔文、诺克斯等人”时,拉米会平静地插一句,“还有威斯理等人”。还有一回,拉米的插话更是恰当,教授提到圣物:“十字架、玫瑰窗、遗物……”这名外籍学生就说:“先生,还有圣牛。”在这两个例子中,他的辛辣评语都引起满堂笑声。长期浸润在莫勒的自由主义风气下,我告诉室友:“在美国,三声欢呼还不够好,应该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。”

    然而,莫勒教授虽然够自由开放,但却没空和我辩论蒋介石的事。我认为他对蒋介石只有非常刻板的印象,我无法在课堂上和他辩论。下课后,他很愿意见我,但一提到蒋介石,他的对话之门就关上了,他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,这其实没有带给我太大的困扰。但是,有一天,他对全班说,有一些民间组织遭受到检察长的监视。他甚至还念出黑名单上的一些组织。当时我刚好收到一个中国学生全国组织的传阅信,我问教授该组织是否在黑名单上。他查了一下,没有,但他又转向我,以厌恶的语气说:“而且中国游说团(ChinaLobby)也不在名单上,那是一定的!”这和中国游说团有何相关?我愈想就愈不对劲。莫勒教授可能不会把我当成中国游说团的一分子,不过他可能认为我深受影响,原因是我的国民党背景,这在系上是人尽皆知的事。后来我问拉米有何观感。他很认真地说:“我不知道。不过莫勒有时很好笑。”

    错不在莫勒教授,在50年代初期,提蒋介石或国民党并不受欢迎。我还不如谈密西根这一年进军玫瑰杯足球大赛的机会,或是如何阻止密西根州立学院要改名为密西根州立大学,避免他们模仿抄袭我们。50年代初,美国对朝鲜战争已经十分厌倦,也受不了麦卡锡主义。当时麦卡锡这位参议员还未受到谴责,还在进行最后一波的政治迫害,但反对他的声浪已迅速扩大,尤其是在校园里。这样的风气正足以解释中国问题。两件事实是很清楚的:蒋介石将中国大陆输给,是因为贪污和无能,而美国政府给他二十亿美元,他却花得一干二净。这就够了。

    我想说的是,我打算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。我希望从中国人的立场来观察,而不是从干涉美国内政的角度,虽然两者之间其实很难分辨。在那样的情况下,我大可以说,你们永远不应该说贪污和无能是我们失败的原因,因为如此一来,你们等于是以粗糙和过度简单的结论,来提前结束一个复杂异常的案子。我大可以说,你们从中国搜集到的意见,其实非常狭窄,大体来说只反映美国驻外单位的情绪。这些人对史迪威事件的情绪反应非常强烈,事情发展不如预期时,他们就非常失望。我大可以说,你们太容易受到中国自由派书生的影响,这些人和你们一样,对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并没有第一手知识。他们告诉你们的,通常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。至于如何达到理想境界,他们和其他人一样,完全都没有解决之道。

    我大可以说,在对日抗战胜利后,中美的关系根本就是一大败笔。美国政策的缺失充分为赫伯特·费斯(HerbertFeis)所揭露,尤其是在《中国结》(译注:作者所写TheChinaTango恐有误,经查并无此书,应为TheChinaTangle)中的结论。在中国这一方,我们过度深信,无论在何种情况下,美国都会支持我们。我们站不住脚是因为我们不能要你们负责,你们并没有签约来保护我们。我大可以说,杜鲁门总统说对了。他曾说,美国人民不容许他把资源一直放进中国的无底洞中。但他说,我们无视于马歇尔将军的劝告,不靠野外作战而赢,反而挤在城市中。这话有欠公允,国民党军队曾在野外打过许多战役,我自己亲眼见到在东北的一场。城市是我们的后盾,我们的活动范围,我们的后勤运输区。国民党已接受马歇尔的劝告,试着将三百多个师精简成九十个师,希望借质的升级来争取美方的认可,借量少质精的作战部队,更适宜接受美国的补助。(精简也是马歇尔的计划之一,希望借此逐步将国民党和的军队合而为一支国家的军队。)但精简后,我们必须更依赖现代运输及通讯。国民党军队的结构非常不容易管理,在过去,总是让非正规的辅助军队成为外围的助力,那样的军队更容易适应乡村。在大规模的作战中面对军队时,强化作战部队的政策反而成为一大弱点。

    至于贪污和无能,我要说的是,这两者的确存在。至于二十亿美元,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争辩或证实这个数字。美国在抗战胜利前后对国民党的补助,代表的是绝大的善意和不见天日的管理,双方都有滥用之嫌,账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有很大的落差。一般认为,美国替国民党训练和装配三十九个师,通称为“α师”,最后成为国共内战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。但我还没有看到以下的事实公诸于世:α师的设备和补给散置于全国各地,从内陆的军库到沿海的仓库,管理没有逻辑,也谈不上优先顺序。简而言之,某个地方有一堆迫击炮,另一个地方有许多御寒衣物,介于其间的则是短缺和无法计算。那些师级部队穿梭于补给区之间,装满行囊后继续前进。国民党军队并不是败在设备和补给,要说这种话很容易。我大可以作证,受益者并没有得到军需后勤的援助,装备也不够充分,一开始就陷入技术上的陷阱。1946年初我在东北时,国民党的军力可说达到空前之高。单是新一军炮兵营的一○五厘米榴弹炮,毫无疑问可以解决的“人海战术”。但是全营只有五百发炮弹,而整个东北的炮弹也不超过一千发,几分钟就发射完了。在春末,我曾看到士兵穿着尺寸过大的雪靴,事实上他们应该穿帆布鞋。前线的机关枪很多都没法使用,原因是没有好好上油。

    既然二十亿美元的补助中,我也花到了一部分,包括我在雷温乌兹念书时每个月领的一百二十美元津贴,我很难有立足点去抱怨。但我的同袍指出,单是要维持美事顾问团的开销,就可以养二十五个中国师级部队。无论美国人走到哪里,都会带着他们的配偶子女、电冰箱、汽车、其他家用产品,有时连宠物也包括在内。学校、俱乐部、邮政单位都必须随之设立,汽车调度场也是。我们常会听到:“生活水准有所差距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但事实上,差距非常大。两国的体质差距太远,直接输血会带来很大的问题。其实双方都很无知,一名美国顾问团的上校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我们整理一套手册,理论上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草拟组织表。我稍微看了一下,就告诉班长,可以完全不予理会。例如手册中写着:“战利品和纪念品不应该包括在组织表中。”他显然不知道他在指导哪里的部队,也不知道我们在哪一世纪。战利品和纪念品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。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一些如厕用的卫生纸,因为我们的士兵都还在用竹签和玉米。

    刘远汉少将是五厅的厅长,有一次美国人建议,一个步兵连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,但只要三名厨师。刘少将大惑不解,我必须对他解释,在美国陆军中,厨师是技术人员。他们有训练厨师的专门学校,教人如何做一百人份的派。他们的野外烹饪炉点的是汽油,是用卡车运送。厨师人数不多,士兵就要轮流当炊事兵,帮忙削马铃薯皮、清洗打扫等工作。我们的美国顾问并不知道,在国民党军队中,厨师天不亮就要起床准备煮稀饭。士兵用餐时,他们必须派出先发人员,背着大锅、水桶、米袋等,往前走个十到十五英里,到达中餐的预定地,寻找井水,捡拾干木块或稻草当燃料。水一定要煮开,有时候还必须向村民买食物,晚餐也必须重复同样的过程。

    我在安亚堡两堂不同的课堂上,听到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。但是,无论教师或同学都不知道,美队丢弃在太平洋群岛上的救济物资和补给品,全都算在二十亿美元中。我不知道生锈的器材如何销账,但我清楚记得,中国政府发给我们潮湿的烟,当成补充的配给。

    我为什么要提这些不愉快的细节呢?只会使我自己不受欢迎而已。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历史。当你们低估我们的表现和努力,你们同时过度简化国民党的作为和中国人的性格,最后你们也同样会误解的斗争。如果你们不过是提供发布新闻用的素材,解释美国何以缩手,这也就罢了。但是如果你们想刻划更完整的图像供后世参考,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在50年代,我还没有深究历史,因此无法发掘内战的真正意义。但即使在当时,我已本能地感觉到,内战的层面和在历史中的地位,正被大众严重误解。

    甚至在当时,我大可以说,一个三百多万人的军队,而且士兵全由农民所组成,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打仗,如果只是为了保卫一个高压而腐化的政权,怎样说都不合逻辑。问题是,内战末期国民党军队的战败和大规模投降被广为报道,但个人和部队的英勇事迹却几乎不为人知。我在你们的战报中看不到描写战事如何惨烈的事例。就许多战役而言,其残忍还超过对日抗战中的最残酷战事。举例来说,在对日抗战中,我们还没有损失这么多高阶将领。我可以随手举出二十个师长级以上的将领,他们全在内战中捐躯。单是一场战役就折损两名资深将领,邱清泉、黄伯韬将军,两人分别率领第二兵团和第七兵团。张灵甫中将的事迹全中国皆知,1947年初,他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被的军队切断时,他和辖下所有军官全都自杀,包括副手、参谋长、高级与下级军官。但外国特派员对这件事略而不提,我只看到罗伯特·瑞格(RobertRigg)的书提到他的名字,但历史学家根本忽视瑞格其人。我要说的是,我的目的甚至不在于为他们平反,我只想让你们知道,你们的视野有多狭隘。

    我在密西根念学士学位时,把一些想法和观察写成部分手稿。我在雷温乌兹的教官罗杰·沃考特(RogerDWolcott)少校,不久前才退休,帮我好好修改了一番。他把文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,此人是《圣路易电讯报》(StLouisPastDispatch)的编辑。虽然他刚开始很热心,但我从他的来信中看出,他并不喜欢这份手稿。不过他仍然把稿件交给在纽约的编辑,后者很快退回,还表示遗憾。后来麦克格罗希尔(McGrawHill)的编辑到安亚堡来征求稿件,他看了稿子,很是喜欢,说要和公司谈谈是否能合作,可惜的是,答案是不行。他仍然认为稿子值得付印,写了封信介绍我给他认识的一位出版经纪人,这回整批打好的稿子在六个月后被退回。这样也好,依我现在的标准看来,当时的作品不够成熟。当时的风格激烈好辩,恐怕比我前面数页失望惋惜的风格还糟,后来我就毁了这份文稿。稿件被退,加强了我的信念,也就是在付印之前,要做更多的阅读和反省工夫。

    我们在驻日代表团时,薪水是由外交部以美元支付。不过,我们的房屋和补给却来自征收。由于我们是占领军之一,我们的补给事实上是由日本政府负责,我得以省下足够的钱到美国去。不过这笔资金很快就花完了,时年三十四岁还是大学生的我,除了学费偶尔可以延后缴纳外,得不到任何单位的帮助,长期的工读生涯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。

    数年前,唐纳德·季林(DonaldGillin)教授(现任教于瓦萨学院)和其他学者辩论到中国内战问题时,多次引述我的说法。不免让别人问到:“谁是这个雷·黄?”唐纳德就会微笑说:“是我在安亚堡认识的电梯服务员。”当时他初次来问我几个问题时,我的确是在密西根联盟(MichiganLeague)当电梯服务员。我对他说,我不介意回答他的问题,但我必须工作,他可能要上上下下电梯好几次。后来我到纽普兹任教时,他邀请我到瓦萨去演讲,离我不过十英里远。一名女学生得知我的国民党背景,向季林抗议,说我既然在国民党,一定很“肥”。季林必须向她确定,不但一点也不肥,“我认识的雷·黄是相当瘦的”。

    除了我待在密西根的时间过长以外,工作经验也有助于我的教育。我曾经想,一名外国人要从里到外认识美国的最好方法是阅读《读者文摘》,而且能分辨以下的事:美国城市的“市中心”通常是商业区,至少有一家名为“第一全国”的银行;加油站和停车场通常离市中心有四、五条街远,同时还有公共电话和洗手间;药房通常也兼卖便餐和冰淇淋。我第一天在席尔斯(SearsRoebuck)当收货员时,就不安地察觉到,我加入美国就业市场的准备工夫还不够。仓库里一有人叫:“卡车来了,收货员”时,事实上就暴露了我的轻忽。我应该更有警觉心,我应该感觉到事情会如何进展,并把这当成“第二天性”。我应该冲到收货台,但又不能用跑,而是要大踏步,显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。我理应挥舞手势,让司机可以轻而易举把货车停在后巷。不过,我却很害怕。我实在搞不清楚,那些司机为什么不会撞到电线杆或是建筑物,我不想因为自己指示错误而让他们惹上麻烦。

    司机跳下车时,我理论上要表达友善之意。这又难倒我了,我不知如何开启对话,那些卡车司机收入颇丰,但他们“每一分钱都是辛苦挣来的”。像我这样的非技术劳工,应该主动表达赞美与敬意。我观察其他同事,逐渐有了概念,有些收货员会和司机展开如下对话:

    “嘿,查理,风城怎么样啊,还在刮风吗?”

    “刮得可大咧。不管它了,你要的五十个轮胎,要放在哪?”

    “嘿嘿,查理,你太太是棕发美女。那个红发女人是约会对象。不要再搞错了,小子。帮我个忙行不行?不要几杯酒下肚就惹麻烦!”

    “闭嘴,把笔给我。我的笔不能用了。该死,整整花了我一美元。”

    “嘿,查理,我们是席尔斯,可不要蒙哥马利·华德(MontgomeryWard)的包裹。”

    “不管你喜不喜欢,我还是要给你一些。”

    我无法做到这么美国化,也想不出应该说哪一种话,只好对着司机死命地笑。对他们来说,我一定显得很傻气笨拙。有一次,我来不及和司机建立友善关系,就站在停车场。他接近货柜时,我还是站在那里,一脸茫然。忽然之间,我意识到他丢过来一个箱子,我接住了。他说:“老板,你以为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了吗?只要乖乖走来走去就可以了吗?”

    不久后,我听到仓库里的女工说,有个收货员心不在焉。我听到她们在争论:给这家伙一个机会吧,他从中国来的,他总会学到的。我听到她们责怪在我之前的员工罗夫,他没有事先递辞呈,工头因此没有机会训练替补的人。我开始觉得,席尔斯不会雇用我太久。

    我不在停车场上时,应该要加入仓库女工处理商品的行列。我们拆开箱子和包裹,核对装箱单上的物品。价目表已经准备好了,我们只要把价目表黏或贴在物品上,再放到推车上,等着送到各楼层。我的不合格至此显露无遗,我不知道在丝带上刻上度量衡就叫量尺。我以为晾衣线是很复杂的机制,根本没想到只是很简单的一段绳子。我要别人告诉我,才知道茶叶罐是可以装饼干、糖和茶叶的容器。我从来不了解,后座扬声器归在汽车部门,是要连接汽车里的收音机,装在后车座,还附带铁丝和安装指示。我甚至不知道哪种颜色算是哔叽色。因为我的笨拙,和我合作的人速度因此减慢,我当然不受欢迎。

    送货员是个年轻人,名叫温杰,叫我不要担心,我会学到的。温杰拿起儿童用午餐盒,说:“看,大卫·克罗凯特(DavyCrockett)牌的!现在每个东西都是这个牌子。在我们小时候,每个东西都是哈泼隆·卡西迪(HopalongCassidy)。午餐盒、帽子、腰带,你随便说个东西,全都是哈—泼—隆!”

    他旁边名叫哈莉叶的女人说:“温杰,请不要在我耳边大叫!”

    我知道我不能让哈莉叶不高兴,她很不快乐。反正我很少和那些女人聊天,因为每次讲话,都会问个问题,因此最好尽可能避免。年纪最大的洁西几乎负责回答我的问题,有一天她问我对法兰克林·罗斯福(FranklinDRoosevelt)的意见。我说我很喜欢他,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很喜欢他。她似乎很高兴。南西最年轻,新婚不久。我和她唯一一次的闲聊是在她打开收音机时,我说她一定很喜欢亚瑟·高弗雷(ArthurGodfrey)。她说,那是因为她午休时,只有高弗雷可以听。我还没和哈莉叶说过话。

    我猜哈莉叶想辞职,但还没决定,或是希望加薪却无法如愿。店里的助理经理来和她谈话,工头也来了,他们提到席尔斯的福利和利润分享计划。但会谈后,哈莉叶也没有开心一点。她午休时走在大街上,看到白人女孩和黑人走在一起,因此很不愉快。“她们就像你我一样白!”她对洁西说。哈莉叶有个女儿,有一天午休时间来仓库,抱怨她的上衣,别人都说穿起来像老女人。哈莉叶不太高兴。她问其他两个女人:“你们觉得那件衣服看起来显老吗?”她们照理应该说,不会,当然一点都不会。哈莉叶气疯了。她不喜欢那些批评她女儿的高中生。最后她女儿可能不想穿那件有花边的上衣,这样她还要出钱再买一件。

    无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。有一天,我在核对完一些名为“夏日乐趣”(SummerFun)的物品后,理论上应当大声念出装箱单上的价格,让哈莉叶写下来,好制作新的标价。在槌球这一项我念着:“三元九十九分——等一下,好像是三元四十九分。”哈莉叶不高兴地说:“说清楚点,可以吗?”我请她自己来看不清楚的字迹,她看也不看,把铅笔一丢,找工头去了。工头来了,对我说,不要管槌球了,去车库吧,山姆需要人手。我不知道两人之间的对话,但一定不是讲我的好话。

    不过,他们还是让我又多犯了几个错误。我不知道男裤上的标签要别在左膝,这样折叠起来陈列在架上时,标价才会朝上。我也不知道,白天不能去碰标签印制机上的打印台。在下班前几分钟才能补充新印泥,利用晚上的时间变干,否则标签上的字会晕开。我当时不知道,现在还是不知道,如何将一个没绑带子也没有把手的纸箱叠在另一个纸箱上。我的假设是,要一个比我高壮的人,纸箱要稍微离开胸前一下,但重心仍然要放在双脚,可是双脚又要能快速移动,双手使力往上提时,脚才能迅速调适。

    我当时应该告诉他们,这样对他们或对我都不公平。我不是他们的一分子,他们应该给新人机会,在正式上工前再训练一下。不过我还是多待了几天,直到有一天下午,工头说助理经理要见我。助理经理说,他会再让我待一个星期。我说,不用了,我宁愿马上走。他说,他会请会计多给我一天工钱。我说,没必要。他说,没有恶意。我说,的确没有。不过两人脸上表情都很僵硬。

    当天晚上,我到第一美以美教堂的学生合作社吃饭时,告诉坐在我旁边的女孩:“我现在懂你说的话了。”

    她问:“你被开除了?”

    我点点头。

    她来自底特律。之前我问过她关于美国生活的种种层面,雇用、开除、找工作、失业等等念头是相当有趣的主题。在中国,我们的流动率没有这么高,这些事并不是寻常的经验。我曾问她是否曾被开除过。她说是。怎么会?她是餐厅的女侍,一名客人走进来时,她正和同事说话,没有注意到。因此经理当场对她说:“你被开除了”?她说,没有,没有人会这么直接。他会等到下班时说:“麻烦明天不用来了”之类的。听起来很幽默,我不禁笑了出来。她语带厌恶,反驳说:“一点都不好笑。”她说,她破产后,也在上班的妈妈给她一点钱,让她可以去买份《底特律新闻》(DetroitNews)看征人启事,找累了,还有余钱买一杯咖啡。

    后来我替一个叫贺柏的人工作了一阵子,他在离市中心两英里的高速公路旁开了一家高级夜总会。我是额外的洗碗工,酒保不能来时还调调鸡尾酒。贺柏从厨师起家,现在已经有钱了,他还是和帮手混在一起,成为我们中的一员。整个地方的气氛非常轻松。如果餐厅人满为患,服务流程不够顺畅时,他的秘书兼簿记也会围上围巾,充当女侍。风琴师在餐后会过来问我:“雷,你最喜欢什么音乐?我来为你弹一曲。”在连续工作了五六个小时后,老板通常会请我们喝杯啤酒,然后再打卡下班。也就是说,这十五到二十分钟也算是上班时间。我们当然还享有免费的一餐。“你要点什么?”贺柏不但邀请我们,有时甚至还亲自下厨。夜总会的水杯设计别致,在曼哈顿玻璃上方有音符流动。夏天时,有一天晚上十分闷热,我在下班前拿了一个水杯,放入一些冰块,用纸巾包着。我对老板说:“贺柏,我偷了你的一个杯子,里面还放了冰块。我的房间现在很热。”贺柏咧嘴大笑:“好,你是我的广告商。请多多宣传我的杯子。”

    那年夏天,贺柏结婚了。史黛拉金发碧眼,十分美丽,年龄比贺柏小多了。她让整个夜总会起了革命性的改变,打卡钟上贴了一张告示,明令员工在上班时间不能喝啤酒。主厨被遣散,换上一个助理厨师,年龄只有十来岁。经理也被赶走了,但没有找人替补。史黛拉自己当老板娘,她盯着我调酒时,我觉得很不自在。倒啤酒时只要倒五分之三满,剩下的是泡沫,而且不能满出来。我以前做得还算顺手,这时却偶尔会出差错。有一天,在她的无情监视下,我按错了收款机的按钮,一张写着二十的白卡跳起来,意思是二十美元。其实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,应该是黑卡才对。贺柏不再围围裙了,他都穿西装,站在屋内一角观看一切过程。我感觉他似乎怀念以前的美好日子,那时他总会愉快地说:“还好吗?一切都没问题吧?”有时他和妻子坐在吧台的尽头。他似乎想尽力讨好她,可是并不成功,史黛拉总是噘着嘴,很少笑。

    他们没有开除我。根本不需要,我是帮佣的性质。他们有一阵子没找我时,我又在安亚堡市内找了一份厨房的帮佣工作。

    我曾经帮一位希斯先生料理家务。他好像是安亚堡银行的创办人或副总裁。他在吉得斯路上的住宅,是50年代全区最令人难忘的宅邸。希斯先生早年少了一只手,左手腕处裹了帆布,盖住断掉的部分。替他工作的难处在于,他总是过来帮忙他的助手,虽然他只有一只手,但效率却有两倍高。上工的第一天,我应该清除杂草,结果不小心拔掉一些玫瑰。错误被发现时,我真是无地自容。“不要担心,”希斯先生安详地说,“留着不要动。我再插回去就是了。”如果我用双手除草的速度不及他单手的速度,甚至还破坏了他种的花草,我显然不值得他付一点二五美元的时薪,所以我试着更努力工作。我在厨房喝了杯水后,又匆匆继续工作。我又被希斯先生抓到错误。这次他说:“雷,想开一点,你显然不适合这种工作。”我知道他的意思,他一定评估我没救了。当天领完工资后,我说声谢谢,可能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他的消息了。

    可是一星期后,他又打电话来。这回的工作是清扫里里外外,特别是窗户和天花板。那天是星期六,下午是密西根对爱荷华的大学美式足球大赛。午餐时,希斯太太给我一份腌熏肉和鸡蛋三明治,放在盘子上,还有一杯可口可乐。她说,不必洗盘子,只要丢进水槽里就行了,随后她就和先生去体育场。密西根前一年也和爱荷华对打,中场时,爱荷华十二分,密西根零分。但身着黄蓝球衣的密西根在下半场奋起直追,终场是十四比十二。希斯夫妇知道我也很关心这场比赛,因此打开客厅的收音机,让我在工作时,可以听到球迷的欢呼声以及鲍伯·雷诺兹(BobReynolds)清晰敏锐的播报。多么巧啊,播报员说:“历史会重演。”中场时又是爱荷华十二分,密西根零分。下半场密大又奋起直追,地主队又要打成十四比十二时,我也变得很激动。这时我注意到主卧室天花板有一小角落要用海绵擦一下。床头几看起来很牢靠,所以我就脱下鞋子踩上去。由于一心注意球赛,忽略了一个细节。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布在床头几上,却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个瓷器。也许这瓷器并不值钱,但如果他们把它放在床头,可能有情感上的意义,无可取代。我跳下来后,肯定了自己的恐惧,瓷器并没有碎,可是破了一角,很容易看出来,我把它放回原处。如果没有这件小意外,密西根连续两年从落后大反扑会让我更开心一些。希斯夫妇回来了,我应该主动告诉他们缺角的瓷器吗?我想算了,他们迟早会发现的。我可以省了告诉他们的麻烦,他们也可以省了说“没关系”的麻烦。希斯先生兴高采烈,对我解释密大打赢的原因:“他们用了一些大二的学生。不要小看这些小伙子。他们打得真好,不是吗?”他要太太肯定,她也跟着附和,让我印象更为深刻。他付钱给我,我谢了他们,匆匆离去,希望能忘记这整件事。

    那年夏天,贺柏结婚了。史黛拉金发碧眼,十分美丽,年龄比贺柏小多了。她让整个夜总会起了革命性的改变,打卡钟上贴了一张告示,明令员工在上班时间不能喝啤酒。主厨被遣散,换上一个助理厨师,年龄只有十来岁。经理也被赶走了,但没有找人替补。史黛拉自己当老板娘,她盯着我调酒时,我觉得很不自在。倒啤酒时只要倒五分之三满,剩下的是泡沫,而且不能满出来。我以前做得还算顺手,这时却偶尔会出差错。有一天,在她的无情监视下,我按错了收款机的按钮,一张写着二十的白卡跳起来,意思是二十美元。其实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,应该是黑卡才对。贺柏不再围围裙了,他都穿西装,站在屋内一角观看一切过程。我感觉他似乎怀念以前的美好日子,那时他总会愉快地说:“还好吗?一切都没问题吧?”有时他和妻子坐在吧台的尽头。他似乎想尽力讨好她,可是并不成功,史黛拉总是噘着嘴,很少笑。

    他们没有开除我。根本不需要,我是帮佣的性质。他们有一阵子没找我时,我又在安亚堡市内找了一份厨房的帮佣工作。

    我曾经帮一位希斯先生料理家务。他好像是安亚堡银行的创办人或副总裁。他在吉得斯路上的住宅,是50年代全区最令人难忘的宅邸。希斯先生早年少了一只手,左手腕处裹了帆布,盖住断掉的部分。替他工作的难处在于,他总是过来帮忙他的助手,虽然他只有一只手,但效率却有两倍高。上工的第一天,我应该清除杂草,结果不小心拔掉一些玫瑰。错误被发现时,我真是无地自容。“不要担心,”希斯先生安详地说,“留着不要动。我再插回去就是了。”如果我用双手除草的速度不及他单手的速度,甚至还破坏了他种的花草,我显然不值得他付一点二五美元的时薪,所以我试着更努力工作。我在厨房喝了杯水后,又匆匆继续工作。我又被希斯先生抓到错误。这次他说:“雷,想开一点,你显然不适合这种工作。”我知道他的意思,他一定评估我没救了。当天领完工资后,我说声谢谢,可能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他的消息了。

    可是一星期后,他又打电话来。这回的工作是清扫里里外外,特别是窗户和天花板。那天是星期六,下午是密西根对爱荷华的大学美式足球大赛。午餐时,希斯太太给我一份腌熏肉和鸡蛋三明治,放在盘子上,还有一杯可口可乐。她说,不必洗盘子,只要丢进水槽里就行了,随后她就和先生去体育场。密西根前一年也和爱荷华对打,中场时,爱荷华十二分,密西根零分。但身着黄蓝球衣的密西根在下半场奋起直追,终场是十四比十二。希斯夫妇知道我也很关心这场比赛,因此打开客厅的收音机,让我在工作时,可以听到球迷的欢呼声以及鲍伯·雷诺兹(BobReynolds)清晰敏锐的播报。多么巧啊,播报员说:“历史会重演。”中场时又是爱荷华十二分,密西根零分。下半场密大又奋起直追,地主队又要打成十四比十二时,我也变得很激动。这时我注意到主卧室天花板有一小角落要用海绵擦一下。床头几看起来很牢靠,所以我就脱下鞋子踩上去。由于一心注意球赛,忽略了一个细节。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布在床头几上,却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个瓷器。也许这瓷器并不值钱,但如果他们把它放在床头,可能有情感上的意义,无可取代。我跳下来后,肯定了自己的恐惧,瓷器并没有碎,可是破了一角,很容易看出来,我把它放回原处。如果没有这件小意外,密西根连续两年从落后大反扑会让我更开心一些。希斯夫妇回来了,我应该主动告诉他们缺角的瓷器吗?我想算了,他们迟早会发现的。我可以省了告诉他们的麻烦,他们也可以省了说“没关系”的麻烦。希斯先生兴高采烈,对我解释密大打赢的原因:“他们用了一些大二的学生。不要小看这些小伙子。他们打得真好,不是吗?”他要太太肯定,她也跟着附和,让我印象更为深刻。他付钱给我,我谢了他们,匆匆离去,希望能忘记这整件事。

    两周后,安亚堡银行打电话来,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。他们有一件在金库的小差事给我,而希斯先生说我是个好工人。我不是去经手现钞或金银珠宝,但在一个星期多的工作时间内,我的确是在钢门后工作。银行有好些笔商业交易早就结案了,在防火金库内,总账堆满了文件柜,特定日期前的部分不重要文件必须加以清除,我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文件找出来。我必须说,希斯先生对我的信心不但充分,而且持续了很久。幸运的是,这次我不会把栽种植物误以为杂草,也不会打破贵重物品。不过,因为我正在申请美国的永久居留权,金库的工作快完成时,移民局来信通知我,案子还在审查时,不能发给我工作许可,因此我只好不情愿地停止在银行的工作。

    我持续很久的一项工作是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。底特律的吉罗公司(GiffelsandRossetti,Inc)号称是美国大型的顾问公司,一度雇用一千多名专业员工。结构部的主管是哈利·艾尔斯博格(HarryEllsberg)先生。身为犹太人的他,对少数民族有天生的同情心。他也是韦恩州立大学(WayneStateUniversity)的助理教授,因此我以绘图赚钱在密西根深造的计划,让他产生了兴趣。除此以外,没有人会雇用一个没有任何相关经验、又接近中年的外国人来当新手。我刚进吉罗是在1956年,其后,我经历过各种工作形态:全职工作、兼职工作、一周上两天班、只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日上班、完全停掉工作、重新申请、从安亚堡以汽车共乘制通勤上班、在底特律找公寓以便加班等等,前前后后在吉罗工作了八年。之间我也在安亚堡找零星的工作,大部分是在餐饮业。

    绘图员可以说是灰领阶级,要把工程师的草图画在大张的描图纸上,之后印成蓝图。这工作要有基本的投影几何概念、擅于制图和写字的巧手、对建筑业的粗浅知识,包括钢制品手册的使用,而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坐在绘图桌前。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,有经验的绘图员每小时可挣三美元或更多。如果再加上加班费,绘图员的薪水可以抵得上薪资较差的知识分子,例如助理教授。

    这个工作的一大缺点是对眼力的伤害,下班后开车回家时立刻感受到这一点。好处则是具有放松的效果,可以一整天画着直线、用手写字,却不必动用太多脑力。由于工作时不必耗费脑筋,我常让一些想法在脑中漫游,让结论水到渠成出现,而不是像解决数学题目一样要求有立即的解答。我就这样在工作时沉思默想。工程绘图就像涂鸦一样,让知性有个自然的出口,脱离周遭的环境。格尔会抱怨,我有时候明明人在身边,心思却不知飘到何处,想来这是其来有自。我已经把自己训练成心不在焉,而且行之有年。

    在吉罗,公司的规模可以吸收额外的人力,忙季时也雇用一些工程学系的研究生,因此很少遣散正职的员工。我在结构部门不会构成同事的威胁或竞争,因此从来不曾体会到自己和同事相处融洽。直到有一年夏天,我已经厌烦待在底特律,决定去芝加哥,在市中心一家公司找到一个工作,又在伊凡斯顿(Evanston)找到一个房间,这里夏夜比较凉爽。搭乘高架铁路不会比搭共乘汽车五十英里麻烦。但办公室内的其他数名绘图员并不知道我只工作一个夏天,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不好过,尤其是一个留小平头的年轻人,会用放大镜来证明我画的直线都是歪的。

    当时我的弟弟竞存正要成为一名顶尖的航天工程师,他批评我花在打工的时间太多,并且装做打工是很神圣的事情。这样的批评只有部分是对的,其实有时我非常不喜欢上工。我讨厌在冰冷的冬天清晨起床,整个城市都还在睡觉,我却必须面对刺骨的寒风,穿过森林街(ForestStreet)旁的空地,到离密西根大学只有一条街远的一家叫“球员休息室”(TheDugout)的小咖啡吧帮忙弄早餐。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和讲师总是在店里高谈阔论,他们要弄熄烟蒂时,用的不是烟灰缸,而是咖啡杯,而且还很用力,强调他们正在讨论的产业工会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。他们这么做,给我增加多余的工作。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点,就没有办法用机器来清洗。在早上的忙碌时刻,每个瓷杯都得派上用场,没有太多时间来清理桌面和更新杯盘。

    在餐厅当打杂小弟,必须穿上浆过的白制服,戴上顶端有个网子的白帽。店内有儿童时,收银员会按铃,我就冲上前去帮他们处理杯盘。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时,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儿子说:“把盘子留着,只要跟着中国人就行了。”小孩好像听不懂,她又说:“艾瑞克,我告诉你,只要跟着那个中国小弟就行了!”我当时已年近四十,待在学校的时间多过其他人。不过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,谁叫我做的工作是打杂“小弟”。

    即使我有自己的价值观,以外在的判断来看,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远不动摇。害怕失败的感觉一直存在,有时很想放弃长久以来的奋斗,因为这种奋斗似乎漫无终点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取得美国公民权,就有资格从事和国防相关的翻译工作,我受过的军事训练将是一大优势。调查研究中心(InstituteforSurveyResearch)的人告诉我,如果我复习基本统计学,再加修相关课程,在他那里找工作就没问题。在某个时点,甚至重回工程学似乎是较合理的选择,但是我还是决定坚守历史领域。

    不过,在酸葡萄心理作祟后,我发现以劳力赚钱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感。一天靠劳力工作两三个小时,在当时足足可以赚到最低生活费,事实上还是劳动的好方式,除了活动身体外,还可以打破孤寂的感觉。我的自由感和乐观主义来自于我的自给自足,能够看到劳力的“成果”直接转成现金,无论有多微薄,都可以说是特权。不说别的,我就无法在中国有这样的经历。即使是从欧洲和中东来的研究生都承认,虽然为期甚短,靠打工赚取工资仍令人喜悦,因为在他们国内很少有这样的机会。

    我曾对我的同学透露我在国民党军队时的一些经验,但有一件事是当时无法说出或写出的。1950年1月26日,麦克阿瑟将军生日的那一天,我正在他的办公室,带着蒋介石送他的生日礼物:象征长寿的盆栽。我那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的随从副官。我之前曾陪他晋见盟军最高统帅,但不是待在车子里,就是待在劳伦斯·邦克(LawrenceBunker)上校的办公室。听说邦克以前曾当律师,当时则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定副官,为人沉默寡言。但朱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时间可能没完没了。麦克阿瑟将军有空时,总会和朱将军聊天,例如空战对抗两栖作战等,这是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最需要知道的课题。麦克阿瑟将军说着说着,总会回忆起他在太平洋西南区的作战经验。因此我通常喜欢坐在车子里等,车子就停在第一大楼前方。

    总部的卫兵戴着白手套,别着宪兵袖章,配着刺刀步枪。那天我们通过卫兵站时,我准备把盆栽交给朱将军,因为他一个人也拿得动,但他说:“来吧。”我就跟着他走过邦克上校的小办公室,进入麦克阿瑟将军的大办公室。

    我觉得麦克阿瑟将军的本人和照片差很多,我原先以为他很苗条,事实上他颇壮硕。近看之下,下巴也不浑圆饱满。七十岁的他仍然很年轻机灵,但和那些美化过的照片相比,仍然显得苍老,没有那么整齐干净。依照礼节,我把盆栽递给朱将军,再转送到麦克阿瑟将军手上时,朱将军介绍我:“黄上尉是雷温乌兹新出炉的毕业生。”对我真是一大恭维。朱将军念过麻省理工学院后,也是从雷温乌兹的陆军参谋大学(当时称为指挥参谋学院)毕业。在学校时,我们听过不止一次,美国陆军界的所有一级上将都毕业自雷温乌兹,只有一人例外,而这个唯一的例外麦克阿瑟将军,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几年书。学长提起母校时亲密而念旧的语气,多少有些成为精英和“圈内人”的自傲感。我甚至记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说了什么,我只感觉到那地方不宜逗留,所以立刻告退,整个会面历时不到五分钟。这会面看来似乎很寻常,但我们担心的是,朱世明当时虽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,却是在盟军最高统帅的监督之下。负责注意朱将军的是查尔斯·威洛比(CharlesWilloughby)少将。他是麦克阿瑟的G2(情报官),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朱将军。数个月后的五月,我陪朱将军到台北,向赠盆栽的蒋介石述职。朱世明当时很可能被逮捕,而后被无限期地拘禁,就像后来的孙立人中将一样。孙将军是缅甸战役的英雄,一度还是蒋介石个人的参军长。

    我于1949年5月向驻日代表团报到时,是副官袁韦兴上校的助手,工作很轻松,我们负责和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联系。如果是中国官员要出差到日本,我们就知会外交部门,如果是其他情况则转到一厅(人事)。有一次,一位美官写了一封抱怨信给团长,说中国政府答应授他勋章却食言,这就该由副官来处理。盟军人员曾志愿到中国“打”,我们还加以婉拒。日常行政业务完全由非军方的员工处理,由我们负责督导。代表团的军官总部又宽敞又舒适,千代田的洋政馆似乎是东京最气派的使馆区之一。即使丧失掉中国大陆,我们仍然代表盟军。中国的驻日代表团团长是盟军驻日代表团(AlliedCouncilforJapan)的一员,我们派驻一排的武装部队,象征占领军的势力。代表团约有一百二十位成员,车阵包括一辆巴士和三十辆以上的轿车,私人的车辆不包括在内。

    10月间,团长朱将军忽然开除了他的秘书,命令我当他的随从副官,我一点也不高兴。当时我在办公室看看书,不当班时享受很多闲暇及自由。中国的情况令人痛心,我只希望能不去想,不管称作享乐主义、克己主义或逃避主义都行。我决定置身事外,让事情自然而然演变,同时尽可能暂时享受人生。皇家马厩骑马俱乐部已核准我的会员身份,而我也刚熟悉盟军在箱根、迹见和日光的休闲设施。如果担任团长的随从副官,势必打断我的个人计划。

    我曾经当过将军的副官,职务内容近似家仆。他们说副官是将军的替身,可以在传递命令时学习如何做决策。在骑兵时代,这种说法可能正确。在紧要关头时,带着司令部公文的年轻军官可以骑到最前线,抽掉一个团,或是补充后备人马。自有电子通讯设备以来,这种刺激业已成过去。无论在何种情况下,朱将军都不是作战的将军,反而更像是外交官。他曾在蒋介石故乡的浙江省担任保安司令,不过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他还曾在华盛顿担任武官,在外交部当情报官,有时还充当蒋介石的翻译官和特使。我不太可能仿效他的生涯模式。我不喜欢枯坐宴会桌一整个小时,看着日本来宾透过翻译官和团长对话,一边猜这位来宾是自由派或民主派,或最近转成保守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,一边还要牢牢记住将军的下一个行程。

    我请袁上校向朱将军求情,说我在助理办公室是不可或缺的。我也试过要他们指派秦少校当随从副官。将军不肯答应,不过我还是设法争取到他的让步:让我待在单身营区,而不搬进将军的官邸。

    我个人非常仰慕朱将军。他说一口毫无瑕疵的英文,有时还夹杂美式口语。他认识上千名美国友人——将军、海军上将、西北航空的副总裁、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等等。他的记忆力直追照相机。我才说有一位吉派垂克先生来电,他就接着说:“邀请他星期四来吃午餐。”之后他会说,这位吉派垂克先生在战时遇到他时是何身份,当时是在华盛顿或重庆,现在从事何种行业等等。我和朱将军愈来愈熟后,还对他开玩笑说,他当我副官的表现,会好过我当他的副官。他尽量无视于我的一些缺点,当我因自己的鲁莽冲动对他抱歉时,他会说这是“湖南脾气”。他自己也是湖南人,把直言无讳视为美德,但这却不利他的外交生涯。

    我成为朱将军的副官后不久,听到所谓的“叶山会议”。驻日团在离东京约五十英里的叶山度假小镇有间宾馆,作为周末休闲娱乐之用。代表团的资深成员举办宴会时,子女就在附近的海滩游泳。这场会议一定在我当副官前不久举行,因为消息泄露,朱将军才开除他的秘书。我只听说,部分人士在会议时说了不该说的话。无论在何种情况下,我都不宜打探细节。朱将军绝口不提这件事,我身为他的随从副官,自然也不能对任何人提起,否则会暗示我想追查谣言。

    对国民党驻外人员来说,1949年是艰困的一年。华盛顿的国务院已颁布《中美关系白皮书》(UnitedStatesRelationswithChina)。在掌权后,美国大使馆人员仍留在中国大陆,似乎暗示可能承认新政权。11月底,蒋介石仍留在重庆,指挥最后一场内战。副总统李宗仁照理应掌控政府,但他却飞到美国,要求援助未果后就滞留不归。在台湾的流亡政府困惑又沮丧。驻日代表团也不是统一的单位,是由国民党政府内不同机构代表的总和,有监察院、国防部、外交部、资源委员会、光复委员会等等。党系统和秘密警察的势力也以微妙的方式渗透其间,每一个代表在国内都有靠山。此时此际,要让代表团的信念和宗旨团结一致是很困难的。

    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后,好些国家立刻承认在北京的新政权,首先是印度,接着是芬兰、瑞典、瑞士,而苏维埃集团的成员国还不算在内。新年后不久,英国跟进。3月的某一天,荷兰大使到朱将军的办公室拜访,临走时说:“将军,想开点。”他离开后,朱将军对我说:“他来告诉我,他不再承认我了。”荷兰大使团已接受政府通知,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基于个人情谊,荷兰大使先来和旧同事道别。

    朱将军显然想不开,他很认真。这时的他非常寂寞,和家人已分离了一段期间。他对美国特定人士的敌意已根深蒂固,不过他仍喜欢且称赞美国。《史迪威文件》中提到,朱世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力争取中国应有的战略物资,据说因此被马歇尔数落了一顿。我不知道身为外交官的他,承受了多少冷眼与嘲讽。不过,虽然他不时会笼统指控:“该死的美国人,他们总是自以为是。”但他内心不曾反对美国。事实上,他真心崇拜麦克阿瑟,相当尊敬马歇尔。1948年,美国国会通过法案,拨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经费给国民党政府,但数个月后国务院和外交部仍然毫无动静。朱将军直接去找马歇尔。他向我描述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如何反应:“马歇尔立刻拿起话筒。他也许不太热衷,却很诚实。他拿起电话说:‘我不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,但朱将军此刻正坐在我对面。’”回想起来,这件小事不会让朱将军讨好他的美国友人。他形容马歇尔诚实,等于间接暗示许多其他人不诚实。

    朱对杜鲁门的个性也有一针见血的观察:诚实但喜好争辩,囿于小我的忠诚。朱将军告诉我,甚至连美国都握有国民党贪污的证据。杜鲁门掌握的一些档案显示,当汽油和润滑油运到中国,作为美国的补给品时,中国官员的确拿了回扣。但杜鲁门不愿公开这些文件。只有碰到支持国民党立场的人士时,他才会拿出档案强调:“这些就是你们的朋友,一群贼!”和杜鲁门相关的最有趣轶事是“JL的弟弟”。JL是黄仁霖中将。说来也巧,有一次他还好心称我为他的“弟弟”。黄中将体格高壮,性情亲切友善,到东京时发现我的名字叫仁宇,于是和我称兄道弟,给我面子,让我不知是否该高兴。之所以如此说,是因为这位和我同姓的将军,在中国管理一些机构,希望模仿美国陆军后勤军务处(SpecialServiceoftheUSArmy),想尽办法讨好美国人,却只挣得肤浅虚伪的名声。他的问题在于,他想成为中国的桑莫维尔(Somervell)将军,自己却扮演鲍伯霍伯的角色。有些被他款待的美国人会在背后模仿他:“我是个将军,哈哈哈!”JL的弟弟刚好和他相反,人矮得多,相当瘦,戴一副眼镜,态度安静含蓄,因此我们都称他为“JL的弟弟”,似乎他被更有名、更外向的哥哥抢尽风采。但是,朱将军说,此人虽然不过是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中不起眼的小人物,却可以一通电话直通杜鲁门总统。JL的弟弟是大使馆内的小角色,却曾经和参议员时代的杜鲁门打过牌。杜鲁门成为总统时,这个小角色还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。但是,他和美国最高官员的个人交情,显然超过那些大使和特使。他回台湾后,杜鲁门还透过中国来宾传达他的问候,甚至还说了句很不可能的赞辞:“他真是天杀的玩牌高手!”

    朱将军和我从叶山回东京时,也正是我们闲聊的时刻。如果他要在乡间招待朋友和贵客,通常会在前一天晚上抵达。有时代表团成员的妻子会担任女主人,她与先生也会先到。我必须带领司机开车去接客人,载他们到会场。回程时多半是周日午后,我会坐朱将军的车子,和他聊个数小时。他已经当了二十年将军,却代表一个即将流亡的软弱政府。我想他一定觉得生不逢时,浪费才干。就我所知,蒋介石的长期新闻官董显光就有同样的感受。他们最难忍受的是,被才识远不及的人侮辱耻笑。有一次,我对朱将军说,我可以完全体会那种感觉,因为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已当了七年的上尉。第二天,他颁布命令,令我十分尴尬:他将我的薪水调高成少校等级,也就是每个月多出五十美元的津贴。

    但我要强调的重点在于,个人的优点无法和命运的安排作对,这和《天空中的赌场》主旨相去不远。我举了参战的朋友、同学和相识的人为例,我还告诉将军日本人在东北的情况,他们一度是天堂的选民,但一夜间发现一切化为乌有。我看到他们在沈阳空寂的街道上辛苦跋涉,推着装载微薄家当的小车,向收容所报到,车上挂着白色的小旗,标示着军团和目的地。每个人身上只要有超过十五美元的物品,就会被没收。他们悲哀的脸显示出幻灭的梦想和消散的野心。后来我听说,有些人想到还要回到已成瓦砾的故乡时,不禁悲从中来,于是翻过遣送船的栏杆,自沉于黄海。

    事实上,我们有很多要向日本人学习的地方。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强的使命感,才能领导一个颓废丧志、士气荡然的民族呢?大部分旁观者自然而然会站在胜利者的一边,不去理会失败者。即使到1949年,这样的势利仍然盛行于日本。有一次,代表团收到日本童子军全国协会的邀请,到日比谷公园参观童子军全国大会,办公室里没有人要去。我邀请一位成员的女儿同去,看童子军比赛搭帐篷、挖坑洞、快速生火煮饭。但我们被安排在大出意料之外的位置,被指引到两位日本绅士的旁边,正如我次日向朱将军报告的,他们穿着“急需干洗的燕尾服”。显然地,在邀请函被送往外交圈后,美国陆军只派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前来与我们为伍。我们又发现,离我们不到十五英尺远的主帐篷内,坐着天皇和皇后。在我们右边的另一个帐篷内,只坐着两位穿着学校制服的男童。我的同伴忽然想到:我们应该请他们在我们的节目表上签名。不过说得一口好英文的皇宫内臣说,天皇从来没做过这种事,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传统。不过,如果我们愿意,他可以引见我们晋见天皇夫妇,也许天皇愿意和我们握手。那时我们仍然想说服他,说天皇非常勇敢,已经打破许多传统,如果内臣愿意一试,也许天皇会同意。这位内臣一定觉得我们无可理喻,于是就走开了。最后我们错失了晋见天皇、和他握手的机会。不过,我们的确取得其他人的签名。希望邵海伦至今还保有明仁皇太子的签名,因为他显然就是下任天皇。至于李亲王,我只能说他觊觎朝鲜的王位。至于那两位衣着陈旧却正式的绅士,原来就是松平康昌侯爵和幣原喜重郎男爵,连朱将军也大吃一惊。他们看起来穷困却不失尊严,符合克难时期领袖的角色。但是在请他们签名以前,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何方人物。所以绝不能靠衣裳来判断人。也绝不能随便丢弃童子军活动的邀请函。

    不过,朱世明将军并非不了解现实。他对我透露,如果我们的国民党(那时他和我都不是国民党员)政府既软弱又没效率,却可以维持二十年的政权,那么至少也可以再掌权二十年。至于逃到台湾的国民党,如果他们不要发表不切实际的主张,安安静静待个三五年,也许还有希望,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将是关键所在。可惜的是,国民党支持以色列,引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敌意,幸好拉丁美洲集团可以平衡他们的票。国际情势如此复杂,美国的立场还是很重要。

    朱将军虽然不失智慧或勇气,却缺乏纪律和耐心。他认定波旁威士忌是“用马铃薯,不是用小麦”酿的,作为纵饮的借口。他一激动,就决定有话直说。有时他把朋友变成中立人士,把中立人士变成敌人。如果美国人听从官方指示,对国民党政府很不客气,他就非常瞧不起那些人。可是如果是出于信念而诚实发表意见,他反而会尊敬。有一次他邀请一群美国记者吃晚餐。上咖啡时,他训了他们一顿:“如果敦克尔克大撤退后,你们一直讲英国完了,英国的确会完蛋!”但他身为国民党的外交官,却犯了一个无可原谅的罪,居然说是军事天才。他指出,从不曾放弃军委主席的头衔。别人说朱将军很像金日成时,他总是显得很高兴,但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像。

    接近1949年年底时,我们已经知道无法摆脱“叶山会议”的风波。这时我已设法拼凑出所有消息,不过多少还是要靠猜测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,在巴黎的中国大使馆人员宣布转移效忠对象,引发轩然大波。这时朱将军和代表团的资深官员在乡间开会,彼此交换不寻常的意见。我无法相信那些官员亲,但对美国的愤怒却是一致的,起先是针对杜鲁门—马歇尔政府的态度,其次是美国媒体不断诋毁中国的领导资格。就朱将军的立场来看,所有的人不过是表达个人情绪,因此他从来不曾承认有过“叶山会议”。不过,谣言盛传,驻日代表团要学法国大使馆叛变,提出主张的人据说是法律顾问吴文藻。

    就常识来说,在东京麦克阿瑟的军事政权之下,要变节根本不可能。吴文藻和他妻子——著名的女作家谢冰心——都是在美国受教育,但他们却毫不掩藏对美国政策的不满。他们就读东京美国学校的子女对同学说,他们家会回中国大陆去住(他们一年内做到了)。驻日代表团10月10日庆祝“中华民国”国庆,朱将军因为不在东京而没有与会。一名团员的妻子据说告诉一名外国特派员:“今年我们最后一次庆祝双十节,明年就庆祝10月1日了!”这句话随后登在东京的报纸上,无论是英文或日文。

    类似这样的消息最后融入叶山会议的故事中,一起传到台北去。直到今天,我还不知道身为职业外交官的副团长沈觐鼎扮演了何种角色。但至少对朱将军来说,沈是告密者,于是撤消他在代表团中的特权,以为报复。官方报告不再送到他的桌上。将军无法参加盟军驻日代表团的会议时,身为大使的沈理论上应代理职务。但朱将军反而指派一个位阶很小的官员去,甚至在外交官名单上都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。沈氏夫妇不再获邀参加社交活动。代表团军官俱乐部举办新年宴会时,他们出席,独自坐着,没人理会。我请朱将军不要对副团长如此恶劣,他听了很是生气,差一点当场开除我的随从副官职位。

    到了1月,台北当局开始认真追究叶山事件,派了调查团到东京一探究竟。更复杂的是,团长是何世礼中将,也就是何东爵士的儿子。何中将和朱将军是雷温乌兹的同班同学,因此同样受教于威洛比。威洛比将军很值得一提:他是德国人,原名是卡尔·维登巴哈(KarlWidenbach),虽然担任麦克阿瑟的情报官达十年之久,但他最骄傲的事却非关军事,而是侦破间谍网。对我来说,他身旁的副官看起来不像军官,反而比较像特务。几天前我才参加他主办的一个鸡尾酒会。我自我介绍,并说朱将军遗憾不能到场,他就告诉每个人:“朱身体不好,派年轻的副官代表他!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说。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,可是他的话提醒我,我不是我自己,而只是别人的影子,而这个影子又是别人的影子。

    何将军在东京接受一连串的款待,包括朱将军发起的盛大宴会。没有人提起他的来访牵涉到怀疑代表团不轨。但威洛比举办午宴,介绍何将军给情报单位的同事时,却没有邀请朱将军。这种情况非比寻常,尤其想到朱将军的职位和他们之间的私交。

    朱将军就这样发现自己处境为难。代表蒋介石送生日礼物给盟军最高统帅的是他,不仅如此,当国民党空军侦测到定海岛的军队配有苏联喷气式飞机时,将情报传给麦克阿瑟的也是他。起初麦克阿瑟不肯相信。“绝不是喷气式飞机。”他的口气很权威。朱将军拿出空照图后,他才相信。然而朱将军却被自己的政府调查,当然会被盟军当局怀疑。

    到那时为止,朱将军已得罪很多在台北的人士。对他来说,外交部长叶公超(乔治·叶)是“小孩子”。即使是CC系位高权重的陈立夫,都曾经从他那里“得到教训”。更不要说汤恩伯,“我管浙江时,他是我属下。”他如此说。事实上,他大可对其他人等闲视之。他们也许认为他古怪高傲,很不合群,可能乐意见他丢官,但他们都不是他的死敌。然而,汤恩伯将军恨他入骨,简直可以吸他的血。

    这个汤将军,就是曾在上海统帅第三方面军的那个汤恩伯将军。汤仍是下级军官时,受到陈仪将军的提拔和栽培。抗日胜利后,陈仪成为台湾省行政长官,管理失当,对台湾人民残暴,因此下台。军队席卷中国大陆时,国民党政府正要撤退到台湾,陈仪显然毫无未来可言。但国共在沿海对决的最后阶段时,汤还率领数个师。有军阀观念的陈仪想,为何不劝汤放弃无望的挣扎呢?如果劝汤加入军队,他率领的数个师可以毫发无损,在新政权下取得一席地位。陈仪于是写了一封“亲爱的小老弟”的信给汤,坦呈他的计划。汤果然是个叛徒,将信交给国民党高层。陈仪因此被捕,后来被枪决。这封被照相存档的信,后来登在台北的报纸上。

    汤恩伯对国民党的效忠受到肯定,但他还是要建立战功,才能获得权力。他已丧失他统领的几个师。只有一个方法:征召日本的志愿军。那时国民党深信日本人是良好的战士。如果汤能征募到前日本皇军的资深兵力,加以训练后,和国民党军队在离岛并肩作战,一旦成功,发起人铁定可以获得晋升。在1949年和1950年年初,小群的日本兵偷偷搭小船离开家乡,有些被日本海岸巡逻队拦截,但其他人设法偷渡成功。这不仅违反日本法令,而且也触犯了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。策划组织这起行动的人士,和驻日代表团里的某些人声气相通。如果是特务、结党和其他秘密活动,即使是团长也无法完全控制。

    然而,朱将军破坏了汤的计谋。他正式否认雇用日本国民的政策,事实上等于揭穿了偷渡计划。他如何警告牵涉其中的团员,我无从得知,不过从他们被叫来关起门来开会,我想他无意坐视这件事。在这件案子里,他也和威洛比的C2保持联系。汤将军所以愤愤不平之处在于,当代表团依照惯例,请麦克阿瑟总部批准汤受中国政府之命访问日本时,事实上反而造成总部拒绝。最后总部来函表示,在目前的情势下,汤将军不宜来访,主要是我们的意见使然。汤已经持有机票,不肯相信有这回事。他还是硬搭上飞机,赌东京的美国人不敢驱逐他出境。飞机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停留了三个小时。在这起小小的国际危机中,无线通讯往往返返,最后这位粗鲁的将军被劝下飞机。但是他极力想摧毁同情的朱世明。如果他为了报复而摧毁他的恩师,他当然不会同情二十年前的长官,而且他现在的官阶并没有低一等。

    朱将军仍然拒绝接受叶山事件的阴谋论,深信何世礼的报告可以还他清白。春天时,他似乎找到让攻击者哑口无言的好方法。蒋介石已正式复职为总统,希望打破国民党在台湾的外交孤立困境。陈诚将军和吴铁城将军都是由老将转为外交官,被派到东亚各国,谋求成立联盟之类的组织。吴铁城到东京时,朱说服他带领我们——他自己、另外一位团员和我——和他的幕僚一起行动。他在台湾的敌人怎么可以指控他同情呢?他在国际前线上奋力作战,而且直接在国民党杰出大佬下工作。4月,我们在汉城停留两夜。这次拜访没有具体结论,但我们被飨以国宴,还参观阅兵仪式。令我惊讶的是,数名南韩高阶军官竟然是我的旧识,他们用不同名字加入国民党军队,成为野战级的军官。他们在中国时,我们想都没想过他们是韩国人。汉城的主人盛大欢迎我们,却抱歉这回被迫简陋招待,保证未来“统一后取得北韩时”,一定更花心思来款待我们。两个多月后,北韩的坦克把他们全都赶出汉城。

    我们的下一站按理说是马尼拉。我们访问菲律宾已获许可,但这时从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紧急电话,要吴铁城和朱世明立刻到台北报到。因为这通电话,我无缘见到“东方之珠”。但在1950年5月,还有比错失观光良机更重要的大事。到台北后,我才了解朱将军案子的严重程度。有一家报纸如此报道:“但既然朱世明敢回来,他一定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。”多种刊物都提到叶山会议,但没有一家给予明确定义。一家杂志社以朱将军的案子和数年前山口淑子(中国称为李香兰)案并列,让读者更觉复杂。总之,朱将军的媒体关系并不好。

    我最好不要过度膨胀想象力,来重建朱世明和蒋介石会面的情况。蒋介石和访客的对谈,都已由曹圣芬详细记录。毫无疑问的是,这些办公室内数量庞大的记录,包括蒋介石的手谕(接令者只能抄下来但不能保存原件),以及数千份属下必须缴交的自传,将来都可能让史学家吃惊。我想在此建议的是,许多西方人都有错误印象,以为他是独裁者。在朱将军的例子中,结果绝非由蒋一人决定。朱必须和不同部门局处主管面谈,其中包括控告他的人,之后才能达成共识,做出处置。因此我们在台北停留了十二天,到最后一刻才了解最后的安排。

    不过,我能作证的是朱世明将军的人格。如果错不在他,他绝绝对对不会勉强自己道歉或招认,以求快速开释。相反地,他让那些想判决他的人慢慢等,他凭着信念直言无讳,绝不屈服于任何官阶或影响力。他到外交部低阶官员的拥挤住处时,才真正能放轻松。在整趟台北之行中,他和汤将军的对质最为精彩。

    两人的会面,是在徐学禹先生主办的晚宴上,地点是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内。徐先生是招商局轮船公司的董事长,也是两人都认识的友人。他邀请两位将军在公共场合见面,希望借由他的调停,可以化干戈为玉帛。汤将军肯来,就是好兆头。不过,在晚宴时,依习俗要有一个人当主客,汤依礼婉拒,朱就毫不客气地坐在主位上。徐的助理想介绍两位将军,其实没有必要,他们之前已见过面。两人间的对话如下:

    朱:事实上,我们在浙江时,你还受我管辖,即使时间很短。

    汤(语气柔和):没错。

    朱:但实际上,你是一个大将军,我怎敢指挥你?

    在众人怂恿之下,他们互相敬酒,纪念过去的时光。但在鸡肝冷盘和嫩炸猪肉之间,气氛一直很僵硬。徐是这方面的老手,想到一个方法。一桌十来人中刚好有一个相士,在第二道菜上来后,他自动展现他的技艺。他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CC系人,“这个人的脸,”他说,“看起来如槁木死灰,但心里如牡丹花盛开。”这个技巧混合了侮辱与赞美。最后他的性格分析转为人要宽大为怀的道德教训。根据他的看法,汤恩伯不只是位勇敢的将军,而且很有组织长才。朱世明才华洋溢,却不知如何自制,他太受西方侠士风格的影响,对女士比对同袍有礼貌,并不善长中国固有的谦虚之道。等到鱼这道菜上桌时,一切都整理清楚了。彼此间的争议不过是大误解而已,没有人心存怨怼。如果有冲突,也只是性格的差异使然。

    有一阵子我对徐先生的巧思赞佩不已,他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停战。但我现在认为,在缺乏正式法律管道的环境下,在其他国家可能动用军事法庭或国会调查,在中国一定要在酒菜之前以具约束力的仲裁来解决。相士事实上诉诸自然法则。否则,一个人如果面如槁木死灰,心如盛开牡丹,相士如何能预知他的可能作为呢?就面相学来说,不必提及叶山会议或征召日军。而且人格评断还让汤将军多少获得道德胜利,或多或少弥补他被日本拒绝入境、从飞机上被拉下来的丢脸处境。

    我们起飞前三十小时,才知道朱世明获准离开,但并非全身而退。他回东京后必须递出辞呈,其他就不予追究。我们要出发到机场的那天早上,出乎人人意外的是,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电话,蒋介石想见朱世明。在此之前,朱将军一直很镇静。最后关头这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引起了相当的震撼,他的额头和耳后冒出了几滴汗珠。难道解决方案被推翻了吗?难道在蒋介石办公室有更凶险的消息等着他?比被迫辞职还糟?他去了一个小时,一回来我们就直奔机场,立刻登机,花不到数分钟。空中小姐送来晚餐时,将军才对我透露,他最后一次被蒋介石召见时,吓得魂飞魄散。蒋介石在引发这么多焦虑后,只不过是想和朱世明握手道别,会谈只不过持续数分钟。虽然现在不能再保障他的工作,但蒋很有风度地感谢他的副官,谢谢他二十多年来的勤勉效忠。朱辞职后按理就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,理论上不能再见到蒋,而的确也从此没再见面。

    在东京,我接到我的退伍令,换成平民护照。我陪朱将军去见威廉·席巴德(WilliamSebald),他是麦克阿瑟外交部门的主管,身兼大使职务,和朱在盟军驻日代表团的地位是相等的。朱很希望去美国发展,和家人团聚。以他的语言能力、在美国的人脉和毕生经历,他在美国无疑更能施展得开,不像在日本束手无策。但对方没有正式拒绝发给他签证。席巴德不要他的护照或正式申请书,只表示必须由国务院决定。他送朱将军搭电梯时说:“朱将军,好好保重。小心一些,你不像外表那么年轻。”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席巴德的消息。

    在东京,其他几位被解职的代表团成员成立了一个龙根(Lungan)贸易公司,请朱将军当总裁,他同意了。他或合伙人都没有资金,打算从零开始,从事进出口业务。如果他们早几年成立公司,成功的机会比较大。但当时占领军已经逐渐放松管制,日本国民再度可以自由旅行,也可以自行办理进出口事宜。新手只凭脑力和辛劳在最最竞争的领域上碰运气,既无财力支援,又没有内线管道,这样的时代已经过了。龙根又挣扎了数年后,最后终于歇业。

    朱世明从此郁郁寡欢。他对美国的爱不亚于对中国,但两边的官吏都同样被他的直言快语所激怒,让他无处可去。朝鲜战争开打后,他对麦克阿瑟的态度甚至也变得模棱两可。他不曾再与盟军最高统帅会面,但他知道,只要麦克阿瑟继续当日本的太上皇,这个世界上就还有他的栖身之地。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当天,朱将军忽然生病,住了几天医院。后来鸠山一郎显然要取代吉田茂成为日本首相,让他再度陷入焦虑的深渊。在战后初期待在盟军驻日代表团时,他反对鸠山一郎担任高官的资格,原因是这个人过去的好战立场。但幸好日本比他想象中慈悲。1965年他逝世于日本。

    我到美国时,朱将军还到羽田机场送行。后来我忙着求生存,逐渐和他失去联系。听说他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,设法申请到观光签证,到美国和家人团聚。他的儿子SamuelCChu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,最近我们通信,证实上述说法。Samuel还告诉我,将军在日本的共济会兄弟,替他们这位从前的首脑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葬礼。

    在安亚堡,我曾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约谈过一次。我在日本时,曾替龙根公司工作了数星期。到美国后,我替他们出了几趟差,不拿酬劳。在朝鲜战争期间,该公司曾和中国大陆做了笔小生意,可能是透过香港,结果被美国政府列在黑名单上。联邦调查局的干员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,才洗刷我反美活动的罪名。

    我还有一个心结待解。接替朱世明当驻日代表团团长的是何世礼将军,也就是前来调查他的人。他命我继续待在办公室里,直到他自己的副官熟悉环境为止。因此,有一段时间我的名字还列在外交官的名单上,即使在法律上我已变更身份,在日本登记成半永久居民。这种不一致困扰了我一阵子。我不知道台北当局如何处理我的退役。幸运的是,我在成都中央军校的同班同学汪奉曾上校来美国,我请他回台北时帮我查查我在国防部的档案。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,他说我的退役完全合乎规定,记录上还添了备注:“该军官应永远不再委任或聘用”。

    “你为何不写小说?”

    我在密西根大学的指导教授是罗伯特·浩伊(RobertFultonHaugh),他是英语副教授,当时也教创作课程。我告诉他,我曾经历的许多事不失为写作的好题材,但太过复杂,很难处理,他于是建议我写小说。

    对浩伊教授而言,小说是包容复杂的理想形式。看看《战地春梦》吧。这个家伙不喜欢战争,但他仍然参战,当救护车司机。他对意大利人又爱又恨,他自愿替他们服务,但却被指控为逃兵。他不希望遵循传统,但担心他深爱女孩的名声,担心两人之间的小孩没有名分。他彻头彻底地独立,却必须依赖家里寄来的钱。他几乎就要变成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,但在朋友怀孕面临生死关头时,他又显现出感伤而害怕的情绪。这是人类的悲剧。他想控制自己的命运,却又做不到……书中有多少种冲突呢?算不清了,也许有六七个之多。

    浩伊教授问我是否看过《日正当中》(HighNoon)这部电影?我说有。他问我是否看过这本书?我说没有。他问我是否看过《泉源》(Fountainhead)这本书,我说没有。他建议我看这些书。

    当时我并不明白,浩伊教授所说的,在可理解的环境下,内在的冲突刻划出细微的心境转折。我是个直率平凡的人,我面临的微妙处境全都来自于外在环境,这就是属于历史的范畴。

    回顾过去,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作为史学家的准备条件,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密西根大学更好的地方。安亚堡校园的核心是个大广场,来自四个角落的小径在此交会,形成X形,我们称之为“对角”(diag)。环绕广场的是高矮不一的建筑,旧大楼的正面是厚重石墙,但新的侧翼可能是玻璃和铝铸建筑。高楼可能平地而起,单纯的小楼房消失无踪影。校园内有橘色和灰色的砖造建筑,也有呈现水泥原色和白灰泥的建筑。校舍展现不同时期的风格:希腊神殿、哥特式大教堂、国际风格、苏利文和法兰克·莱特等等。如果在蓄意的不规则中展现自然流畅可以算是创造力,密大学生每天经过对角时,一定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发。正如建筑所展现的,此大学从来不曾是“固定编制”。可以想见的是,负责规划和开发的景观委员会中,都是实验派的信徒。

    我也在校园内进行我的实验。由于我先念大学部,因此修了一些外国学生想都想不到的课。其中有一门是大一的“美国政府与政治制度”,是基础课中的基础课。我周遭的学生几乎只有我的一半年龄,令我有些不安。看着他们玫瑰般的面颊,我感觉他们应该是我同学的子女,而不是我同学。想想看,十六年前,我在南开大学是最年轻的学生,现在却是最老的学生。不过,在这堂课上,我才知道美国的城市可能是由市长、委员会或由议会指派特定人士来管理。有些州甚至事先准备各式各样的特许状,让自治城镇自行选择组织体系,好像选成衣一样。由于中国的政府都是单一体制,因此我认为这是相当有效的入门信息,可以了解多元社会如何运作。我自己就从来没想象过,因为每次开车经过美国城镇时,街道标志和停车定时器看起来都一样。根据逻辑推论,我会猜测其后的办公室也具有同样的架构。

    我又修了一门“美国社会”,这门社会学课程的用意在于,每次都能用数学方法来测量人民的意见和态度。令我吃惊的是,不是每个美国教授的子女都成为专业人士,很多人往社会阶层下方流动,成为劳工。有一学期我甚至还修了绘画课。起初我以为我们画模特儿时,会觉得很尴尬,但课堂一开始,每个人都努力展现技艺,注意力全集中在“写生”,而非。无论如何,要将三度空间的人体表现在两度空间的纸上,总是极难的任务。随着课程的进行,模特儿动作也变快。手中的木炭无法捕捉眼睛看到的景象,真是一大挫折。不过,令我惊讶和妒忌的是,班上竟然有才华洋溢的年轻艺术家。一开始我们都是从“单面”起步,也就是说,所有的画都是扁平的。但随着时日进展,部分有天分的学生开始超越平面的限制,显然比我优秀许多。因此,学期结束时,我得了一个差强人意的B,既感宽慰又觉满意。

    至于浩伊教授的建议,我曾尝试却无成果。最后我只好告诉他,我无法把心中所想全部化为文字。我是否有资质模仿海明威和艾恩·蓝德(AynRand),已经是一大疑问。但这先撇开不论,不同文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能轻易挤在狭小的篇幅里,却又要求达到小说的顺畅和切要。在刻画出的全景中,自有特定机制。即使我想减轻题材的“沉重感”,为求经济简约着想,我也必须以抽象名词来加以摘述。

    然而,和指导教授的闲谈还是让我得到许多乐趣。浩伊说,美国工人很喜欢他们的工具,当成玩具来玩。我就说,站在工人的立场,可不尽然。如果刚好碰到一台老式木框的洗碗机,可一点都不好玩。而且刚好是炎热的午后,杯盘堆积如山高,刀叉胡乱埋在吃剩的牛排、马铃薯和浓汁之中,鱼骨头和柠檬皮混在一起,偏偏女侍又跑来说,她要用到三十五个冰淇淋专用盘子,五分钟后宴会就要开始。浩伊教授听了咯咯直笑。有一次他问我,我提过这么多将军的名字,为打破单调起见,为何不描绘一个要开会却找不到靴子穿的将军呢?我说,就我记忆所及,是有一位将军非常贴近他的形容。不过,并不是找靴子。国民党一二五师的陈少将临上战场时,常常找不到地图。

    我是在东北见到这位陈将军的。在四平街施展“人海战术”后,大多数国民党将官对敌手的坚忍都心存余悸,下令部属坚守岗位,接到进攻的命令时就敷衍了事。对方大举反扑时,他们就停止进攻。但陈将军可不是如此。他的一二五师装备不多,但被前线指挥部视为机动部队,有时填补前线的缺口,有时移到最东边或最西边去巩固侧翼。他的师没有汽车运输,子弹也不够用,但这位个子矮小的将军却从不抱怨,为何他的部队总是有许多任务。他常身先士卒,仿佛带的是步兵连。你只要在地图上指出他的目标或目的地,他就会保证准时到达,不论有无敌军阻挠。总是来去匆匆的他,穿的是网球鞋,而不是浩伊教授说的靴子。但是他有乱放地图的习惯。“我的地图呢?我的地图呢?”看他到处摸索,真是好笑的景象。地图可能好好塞在他的外套口袋里,挤得有点皱,让他找不到。

    但陈将军的故事并没有快乐的结尾。不到一年他就被军队俘虏,是东北第一位落入陷阱的将军,其后许多将军也陆续被俘。我很难告诉他们整个故事,却不交代的“人海战术”以及军队得以机动作战的背景因素。探本溯源的工作势必没完没了。就这样,不管我喜不喜欢,创作之路绝对不可行。我已踏上非小说之路,无法逆转。

    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,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,以求故事精彩动人;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;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,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。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,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,来探讨过去的事件;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,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;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,或是比较不同的事件;他可以依循他笔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,呼应他们的情感,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;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,推翻既定的主题。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、技师或思想家。就我的情形而论,我必须像学徒一样,先通过前两个阶段。不过,无论我想多谦虚,如果我想在这个领域上有所贡献,就不可能避开最后一个阶段,我的主题迫使我必须如此。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:由于命运的安排,在我到安亚堡之前,思考的过程已开始在我身上启动。许多矛盾在眼前开展,我必须从历史里找原因。

    在密西根,我接受指导,成为工匠和技师,但我拥有完全自由的思考方式。因此我对这个州心存感激,像垦荒时期传说中的巨人保罗·班扬(PaulBunyan)这么离经叛道,居然可以受到居民的尊敬。我也欣赏校园可以容纳不同流派的建筑,而且可容纳十万一千零一人的足球场更是一大特色。

    在密西根大学,我没多久就了解到历史的多样化。在一堂强调撰写传记的课程中,我选择比较丹尼尔·韦伯斯特(DanielWebster)的各种传记。令人惊讶的是,在总图书馆中,他的书居然占了整整一个书架。更惊人的是,同一个对象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手法。后来我在同一门课中又学到,即使是同一位作者,也可以用纷歧的角度来处理同一个题材。运用这项特权最淋漓尽致的是英国史学家墨利斯·艾诗立(MauriceAshley)。他早年出版一本书名为《克伦威尔,保守的独裁者》(Cromwell,theConservativeDictator)。由书名可知,作者对克伦威尔没有太多的好话。即使这位护国主嫁女儿时铺张奢华,也成为他这人无足可取的证据。但数年后,艾诗立出版了自认更成熟的作品:《奥利佛·克伦威尔之伟大》(TheGreatnessofOliverCromwell)。同样地,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内容。内容不仅较成熟,而且作者立场丕变,就像职业棒球选手一样,在两队同一天连续比两场比赛时,在第二场被交易到敌队去。仿佛这还不够夸张似的,艾诗立还在参考书目中引用自己早年出版的文章,作为不同学派的代表。

    但艾诗立所以能建立鼎鼎大名,并不是因为只会任意变换立场。他能克服自我驳斥,而且从中获益,历史学家得以从中建立完整而全面的观点。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,必须经过多年的准备工夫。在密西根的历史学系,有位教师具有绝对力量,引导学生走向通彻之路。他就是前系主任霍华德·俄尔曼(HowardEhrmann)。一开始,对我们这些习于美国大学进度的学生而言,俄尔曼教授似乎完全不教书。他很少讲课,更少在一个主题上停留十分钟以上。有一天,研讨会中的一名学生查过目录表后,把她的惊人发现告诉全班同学:“好好笑,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!”但俄尔曼教授当然和别人合编《密西根大学现代史》(TheUniversityofMichiganHistoryoftheModernWorld),共十五册。

    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习惯俄尔曼的风格。他的历史学识丰富异常,又认识无数的学者,有些还有很好的交情。他上课完全不准备,但是这种即兴风格必须有很强大的资源为后盾。他又能善用技巧,激发研究生的喜悦与热情。他可以从布莱斯特—里托夫斯克(BrestLitovsk)和约的签订,转到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,但不会丢掉听者的注意力。他习惯讲述主题的前景或背景资料。他会毫无预警地讨论内在议题,其本质通常引发许多争议。他闲话家常般点出争议之处,讲得津津有味,令人心动。他在过程中不断抛出相关的参考书目,班上的一两名学生会点头称是,其他人则羞于自己的无知与不足,下课后就直奔图书馆寻找救兵。只有额外的阅读,才能移除盲点。

    霍华德·俄尔曼以认识纳米尔(Namier)为荣。这时我们都已知道,纳米尔就是路易士·纳米尔爵士。他的方法被称为“纳米尔方法”或“纳米尔主义”。他评估18世纪的国会议员时,要读者先不管他们属于保皇党或自由党。他钻研他们的来往信函,研究他们的家族账户,甚至找到现金收据,最后证明他们结成小党派,其中成员流动性很高,结党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私利。经过十年辛勤的研究,他在《政治结构》(TheStructureofPolitics)一书中发布他的研究成果。这故事的教训是,当历史学家对细节很有兴趣时,必须持续耕耘,有明确目标,才能建立体系。

    虽然俄尔曼教授研究的是欧陆历史,对意大利尤其有心得,他还是要我注意另外一位英国史学家古赤(CPGooch)。教授要我读遍古赤写的所有东西,或详读一部分,略读其他,并注意他的风格,把他的作品和别人相比较,掌握相关参考书目,寻找评论他的文章。直到今日,乔治·皮巴迪·古赤(GeorgePeabodyGooch)仍是我最欣赏的史学家。他和皮巴迪家族有亲戚关系,因此以皮巴迪为中间名字,也因此能成为“私人学者”(privatGelehrte),可以随自己高兴读书写作,不用去考虑生计问题。他的文风清晰流畅。不过,为了准备撰写《17世纪民主思想史》(HistoryofDemocraticIdeasintheSeventeenthCentury),他看了不下三万篇专论。就这两位历史学家而言,只有深入研究后,才有能力得出总括一切的概论。两人一个严肃,一个温和,风格完全相左,但都同样具备独立自主的精神。

    俄尔曼教授的教书技巧之一是拒绝回答问题,他常把问题抛回给学生,嘲笑学生没有办法自行寻求解答。有一次我决定不要被他所吓阻,我在课堂上问了三次:如果社会契约的概念为法国人所接受,又具体展现在美国的《独立宣言》中,为何总是被史学家称为“非历史”呢?教授三次拒绝直接回答我,但他暗示,我必须发展出自己的史观才能理解。从此我得到如下结论:任何值得被称为革命的运动,一开始都是非历史的,因为现行法律制度无法再处理内在或外来的问题,革命党人才被迫创新。他们宣称现行体制无效后,已经别无选择,只能重组自然法则,再创新猷。但如果要他们承认发动武装叛变是为了进行实验,这将是不智之举,他们一定会宣称历史站在他们的这一边。社会契约应运而生,成为遐想文明开端的工具之一,也增加了革命党人所勾勒社会的可信度。事实上,就历史而言这不可能成真,正如一个社会不可能自己重生一样。惯例如此,历史学家对革命意识形态不存幻想,这并无不妥之处。意识形态基础的修正,实际上可以使革命后的社会更容易融入历史。

    在安亚堡,我随着安德烈·洛拔诺夫—罗斯托夫斯基(AndreiLobanovRostovsky)修俄国历史。据我所知,他是唯一把贵族头衔带进美国学术圈的人。在他的两本著作中,“王子”出现在作者名字之后;我不只一次听他引述别人称呼他“洛拔诺夫王子”。和俄尔曼教授的松散随性相较,他的讲课是可喜的对比。他的课规划完善,有条有理,按部就班,精准如时钟,从大纲演绎出完整架构,遣辞优雅洗练。我有充分理由相信,在他教书生涯之初,他必须克服许多困难,才得以使技艺尽善尽美。现在他授课时从容顺畅,毫不费力。他不需要讲稿,照样以清晰的头脑抓住听众的注意力。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崇拜他的女学生说:“啊,他是一位王子呢!”不过,我心想,他超人般的纪律对他纯熟的表现一定不无贡献。洛拔诺夫教授所专长的项目,我可能永远做不好,让我更是敬佩他。后来我教导大学生时,尝试以他为榜样,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。

    洛拔诺夫—罗斯托夫斯基还让我学到一件事:就西方的标准而言,俄国历史并非已经完整开发的领域。相反地,研究美国或西欧历史时,里程碑都已标示清楚,许多议题都已达成共识。即使在尚未达成共识的议题上,正反双方的意见都已为圈内所熟知。但学者研究斯拉夫历史时,处理的是尚未划分清楚的疆界,指标少之又少。因此,历史学家自己必须对历史的全程发展了然于心,随时警惕,从基辅公国到新经济政策都必须对答如流。不消说,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必须自立自强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们无法自欺欺人,说自己专长于某一小范围,作为深度不足的借口。

    我从青少年开始就对美国很着迷。在密西根,我修了美国历史、美国宪政史、社会史、外交史等等,以满足我的兴趣。这些课程由七位不同的教师传授,但杜艾特·杜蒙德(DwightDumond)教授让我的印象最深,因为他是反奴隶运动的权威,对我而言是全新不可知的领域。虽然我广泛接触美国文学,参与美国生活,但我从来没听过奥伯林学院(OberlinCollege)、美国短论社会(AmericanTractSociety)或班杰明·隆迪(BenjaminLundy),更不要说是“地下铁路”。因此,他的每一堂课都是全新的体验。在50年代,美国人还不习惯今天的自我批判。杜蒙德指控美国是“腐化的国家”时,有时我心头不免一惊,原来他认为这个国家纵容“谋杀、纵火与勒索”。当时,任何人只要主张种族平等,宣扬废止种族歧视,就会被冠上“他想让妹妹嫁给黑鬼”的罪名,但杜蒙德教授却在课堂上大声宣称“美国的未来种族将是黑白混血”,而这甚至不是他起头的预测,他只是引述前人的说法。

    下课时,同学讨论杜蒙德的道德家色彩是否强过历史学者,大家意见不一。但教授坚称反奴运动自有其法律上的依据,他主张,国际法并没有允许基督徒以教友为奴。他虽然全心全意研究自己的专业,但并非没有多方面的兴趣。有时他也会以唱作俱佳的夸大叙述,提出他的独到见解:美国内战完全起于西南部和西北部的经济利益冲突。“如果当时阿利根尼山脉以东发生变故,例如地震或海啸将东部沿海卷入大西洋海底,”他假装若无其事地说,“内战还是会开打,一点影响都没有……”而且,以他对反奴运动的深入研究,他能以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军事史,技术问题变得更为重要。他对李将军毫无半句恶言,李将军是一流的军人,只是为南方打仗,反抗高压统治。杜蒙德对史东渥尔·杰克逊(StonewallJackson)的称赞更达于顶点。这些人的精诚奉献很难不影响到他。如果说我没有从杜蒙德学到任何史实,我至少学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力道与复杂,由于我的人生之路较为古怪,我并没有机会从中国的外籍传教士看到这些特色。

    不知道是出于潜在的或是纯粹巧合,我选修的课程都和社会的大规模动荡与暴乱相关,其一是全欧洲的宗教改革期间,另外则是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。多年后的今天再回顾,我可以说这段时期的知识可能有利于史学家,让他更了解同时代的中国,效果胜过单单只研究中国历史。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,数世纪以来缺乏步入现代的大突破。研究者处理不存在的题材时,不太可能从中发掘出原因。无论在何种情况下,一个土生土长的学者甚至无法理解,在大我的生活中欠缺某种重要成分,也无法见证解释欠缺的原因。比较务实的做法是找一个例子来探讨,从中寻找失落的环节以及实际发生的突破。17世纪的英国就是这样的例子,当然其间发生许多大规模而复杂的演变,当时这个国家经历了内战、弑君、尝试共和国政体、护国主、复辟等等,最后发现某一种解决方式其实并没有好过其他种方式,甚至可能更糟。这段史实的时间横亘了近一个世纪,其大熔炉吸纳了经济危机、宗教争议、宪政僵局及外交压力。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?难道只学到每个层面都出差错?不过,多位史学家的观察令我印象深刻。他们指出,在斯图亚特王朝后期,习惯法庭承认平等的存在,有助于社会重新恢复稳定。再进一步推论,两套法理原则合而为一,让农业经济可以如常运作,与国家经济中更进步的层次(如银行体系和外贸)并行不悖。大家都知道,中国还没经历这样的演化阶段。

    迟至50年代晚期,密西根大学只有一位教授中国和日本历史的教师,既主持研究生的研讨课,也在大学部教概论课程。这位约翰·惠特尼·霍尔(JohnWhitneyHall)教授还是一位知名的日本专家,目前于耶鲁任教。我请他当我的中国史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时,他的立即反应是我应该去哈佛。有了哈佛文凭,会更容易敲开就业市场的大门。就业市场姑且不论,霍尔教授愿意指导我吗?他说好。我与他的往来十分令我满意。霍尔本身虽然是哈佛人,但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迟至40年代,包括许多日本人在内的史学家都同意德川时期对日本有不良的影响,到明治维新后国运才开始好转。霍尔教授的研究却显示,即使是在德川时期的中叶,日本已经开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货币管理。不论就制度或实例而言,政府财政制度和西方接轨已成为受注目的焦点。这和帝制末期的中国真是一大对比。

    我去找霍尔教授时,他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研究计划。他掌握日本肥前采邑的文献,决心描绘出该地区一千多年的历史。我不常见到他,但常见面其实并不重要,我所需要的鼓励与警告,他都已经给我了。他也没有在我的研究途中横生障碍,好借以显示他是要求严格的教师。他不断强调中国历史“流动”或“有弹性”,也就是说,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等着被评估诠释,重建将使历史呈现许多不同的面向,在过程中当然有许多风险,不过胆小退却也无补于事,路总是要走的。至于我是否有潜力成为史学家,霍尔的评语很坦白:不太顺利,某些方面很强,其他方面严重不足。他建议我应该加强自己的纪律,扩大我在西方和美国历史的知识,强化我的语言表达能力。至于我是否有能力处理古文撰写的典籍,霍尔教授对我有绝对的信心。在我第一次参加初步口试时,在五个指定领域中当掉了两门,被迫再考一次。我意志消沉,霍尔给予我恰到好处的推动。“来吧,”他说,“鼓起勇气来,让我们一起度过。”这些话分量十足。人虽然要承认错误,但不能认定从此就无法改变。

    这时我修了霍尔教授的现代日本历史。我确定学期报告题目是“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变动”时,我对他说,我想让自己熟练以制度来解读历史的方法。我想找出呈现时代剖面的正确方式。这可以算是综合方式。教育政策的改变必定是面镜子,可以反映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觉醒。我对单一或孤立事件没有兴趣。这篇报告得了A,从此我和教授建立起较密切的关系。我寻找博士论文题目时,经过许多波折。我出于本能想研究中国的内战,但我缺乏研究资料的协助,又无法抽离战争带来的情绪冲击,根本不可能处理这个异常复杂的题目。而且,自从我决心研究历史后,我比较倾向于克劳塞维兹学派的影响:一大堆炮火对历史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,但有时短暂的小冲突反而可能造就历史的重大里程碑。在安亚堡的初期,我无疑仍受到道格拉斯·弗利曼(DouglasFreeman)的影响。我曾从东京的厄尼·派尔(ErniePyle)图书馆借出他的《李将军的中尉们》(Lee’sLieutenants),在办公室看。但在密西根大学时,我有机会翻阅柯尔(ACCole)的《无可抑制的冲突》(TheIrrepressibleConflict)和玛格丽特·李区(MargaretLeech)的《华盛顿的起床号》(ReveilleinWashington)。后者对我影响尤大,让我不再迷恋军事史。就牵涉之广度与情绪冲击之深度而言,报道战争最好能远离战场,不必提及灰尘或坏疽。

    一旦决定题目和战争无关以后,我就有许多题目可以选择。不过,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是最惊人的历史发展,即使是抗日战争与内战,都可以说是那次史无前例发展的后续。中国与西方的多次冲突,以及每次羞辱后的调适,似乎都已经过充分探讨。但当真如此吗?那些专论或论文的共同缺点是,作者还不能接受历史的无可避免。中国作者持续指控西方帝国主义的进攻,西方人则照例指责中国傲慢、见识不足、拒绝改革。这些事件有相当丰富的文献,但欠缺的却是彼此的了解。鸦片战争开打时,马克思写道,一方以为自己具备所有美德,另一方则只知道贱买贵卖,就我所知的史迪威事件,及从朱世明将军听来的消息判断,我敢说双方的心态仍隔了十万八千里,毫无进展。问题是我们对历史的研究还不够深。我自己在国民党军队的经验让我上了一课:当代中国的背景必须回溯自帝制时期的过去。这些思绪让我转而研究明朝。如果东西双方的对立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,将背景往上延伸数百年并非不合理。无论如何,清代的政治历史受到外族统治的太多扭曲,后期又在与西方冲突阴影的笼罩之下。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朝代,在体制上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特色。

    经过许多徒劳无功的摸索后,我的博士论文最后确定为“明代之漕运”。水道是一个时期的具体剪影,其运作情形是可以处理的题目。这个概括研究多多少少是智识上的练习,让我熟悉帝制末期政府的基础后勤设施。论文尚未完成,霍尔教授就前往耶鲁任教。接任的费维恺(AlbertFeuerwerker)和余英时教授对我的帮助远多于批评。在他们的推动下,论文很快获得委员会的通过。

    在其后多年,我继续扩展我的视野,出版三篇文章和一本书,讨论明代的税赋制度和政府财政。必须掌握仪式过程的意义、军事装备状况、当时政治思想家争辩议题,再加上充分接触明代社会史、科技和文学,我才有把握来探讨明朝。我在安亚堡的最后两年时,发生了一件愉快的事。明代专家查尔斯·贺凯(CharlesOHucker)教授从亚利桑那搬到在奥克兰的密西根州立大学,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二十英里之远。他随后带我结识其他杰出的明代研究者,对我的智识成长有不可或缺的助益。

    上段记述或许可以帮我排除下列批评:说我的大历史概念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。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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